報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報的發行，在朝堂上并沒有引發很大的反響和爭議，因為官員們都認為，皇明周報只不過是邸報的翻版而已，皇帝的意圖只不過是將其受眾范圍擴大了而已。
“邸報”又稱“邸抄”（亦作邸鈔），并有“朝報”“條報”“雜報”之稱，四者皆用“報”字，是用于通報的一種公告性新聞，是專門用于朝廷傳知朝政的文書和政治情報的新聞文抄。
“邸報”最初是由朝廷內部傳抄，后遂張貼于宮門，公諸傳抄，故又稱“宮門抄”“轅門抄”。
邸報最初的受眾是各行省及府州縣主要官員，而隨著有更多的人對朝廷的大政方針、皇帝諭旨、官員任免調動等諸多事宜越來越感興趣，甚至出現了專門抄錄邸報以售賣的牟利商人。
官員們及好事者為求省事，都樂于花些錢去購買，無須再去繕抄，這也為邸報讀者范圍的擴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礎。
邸報除了傳播信息之外，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，那就是會成為修史的依據，記錄下某日某時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人物，為歷史留下極為珍貴的文字材料。
在大明，除了有邸報這種可以廣泛傳播的媒介，還有價值更高的塘報。
塘報是各地軍將發給朝廷的奏報，是對自己轄區內各種敵情及戰斗情況的匯總，邸報是下行傳播，而塘報則是上行傳播，只有少數有資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關內容，并根據這些情報做出相應的判斷和行動。
不過，當崇禎十四年臘月初六日，皇明周報問世之后，拿到第一份報紙的朝官們，還是不禁吃了一驚。
因為新報紙無論從規格尺寸還是所刊發的內容上來講，都與他們想象中的大相徑庭。
邸報因為尺寸太小，為了發布更多信息，所以上面的內容都是以微言大義為主，盡量簡化具體細節，以求涵蓋的范圍更加寬泛，閱讀起來花費的時間很少。
而皇明周報則是以一種全新的模式橫空出世，它的出現直接顛覆了眾人印象中傳統的媒介形式。
碩大的版面和尺寸、詳實的內容、精美的文章、寫實型的奏報等等，這一切都讓接觸到新報紙的人大開眼界。
這其中讓人們格外關注的內容是來自方以智、鄭芝鳳出訪隨筆，以及陜西、湖北、遼寧等地移民開荒拓田的相關報道。
雖說大明整體風氣非常開明，對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較高，但由于缺乏對外界的具體認知，所以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，這時期的歐洲與建奴、韃子等并無二致，都屬于未開化之地，與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無法相提并論。
但方以智和鄭芝鳳的兩篇游記卻讓很多人陷入了思考當中。
原來在數萬里之外的極西之地，那些紅夷諸國也正在奮力前行，并且在許多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，他們趕超大明的勢頭已是越來越明顯，在某些領域和方面，有些強國甚至已經超越了大明。
而且值得警惕的是，方、鄭在游記中都提到，這些西夷崇尚擴張和武力，在他們的眼中，財富可以依靠武力獲得，這種行為其實與建奴、韃子并無區別。
方、鄭二人的觀點引起了有心人的重視，這也是朱由檢所愿意看到的。
故步自封從來就是社會發展的重要障礙，只要推動輿論慢慢引導，一些落后的思想很快就會被世人做摒棄。
并沒有太多的人懷疑方以智和鄭芝鳳是在夸大其詞，尤其是朝堂重臣們。
不說方、鄭二人的人品和動機，就說使團中隨訪的禮部、工部等有司官吏，在回到署衙中后，也是對這次歐洲之行的所見所聞有了一個詳細的描述，他們所說的與方、鄭二人游記中描述的基本相同。
而皇明周報的樣式和版面同樣是借鑒了歐洲報紙的樣品，但是在朱由檢的描述下，皇明周報做了相應的改進，新報紙除了不能兩面印刷外，已于后世的報紙極其相似。
這片文章的作者是首輔溫體仁的次子溫侃。
崇禎十四年上半年夏收，湖北的夏糧取得了大豐收。
數百萬移民們在兩年多的開荒中，人均開荒五畝多田地。
在各級官吏、國子監舉子們的指導幫助下，不管是移民還是湖北當地農戶，在按照司農寺引發的農耕條例手冊中的程序精耕細作后，已經成為熟田的新開田地平均畝產達到一石二斗，整個湖北行省三百多萬頃田地，共計收獲夏糧四千余萬石，在滿足了自己口糧所用的同時，還向江南一帶供應了一千余萬石的糧食。
因為所轄境內取得如此令人心喜的成就，湖北巡撫方孔炤也因此得授東閣大學士銜，而溫侃則被超擢為了正四品的襄陽知府一職，為的就是方便他就近管轄熟悉的移民工作，防止人走政息。
溫侃在這篇刊登于皇明周報上的文章中，用紀實地手法和近乎于白話的語言，在讀者面前描述出一幅熱火朝天地農耕場景，并且將各地官吏、舉子在其中的努力也做了具體描寫。
當然了，這種描寫絕對是正面和積極的，這也是遵從朱由檢的意志、為了向大明社會傳遞更多正能量、激勵更多舉子生員投入到一線而刻意采取的方法。
通過溫侃的這篇幾千字的長文，許多從未接觸過農戶及農耕的人這才知道，原來他們眼中的草民日常是如此的艱辛，而他們所求的，不過就是一頓飽飯而已。
與之相對應的是，備受吳偉業夸贊的那篇張岱所寫的短文，卻并沒有在讀者中引發太大的反響，這讓滿懷期待，希望得到眾多文人墨客登門探討文章的張岱內心失望不已。
因為前面既有方以智、鄭芝鳳文章給人帶來的思考，又有溫侃所述中黎民百姓的不易，相比起來，張岱這篇帶著明顯小資情節的短文，在更多人看來，根本就屬于無病呻吟而已。
在朱由檢數年來的引導和號召下，現在大明不論官場還是民間的風氣，已經正在向務實方向轉變著，之前那種崇尚清談的官員士子正在逐漸減少，這也是張岱文章雖精美，但并沒有引起很多人共鳴的主因。
朱由檢這幾年采取的策略已經在悄然之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，眾多作風扎實、政績突出的親民官吏得到了提拔和重用，不少務虛清談的官員被閑置，在利益的驅使下，明眼人已經認清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