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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七五章 狡兔三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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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史世用是皇帝身邊的心腹人,是個很傳統的“士”。

  尤其是在皇帝身邊久了,對于等級制度是很敏感的。

  本來對于皇帝讓他去日本一事,多少有些不解。

  可在這邊住了幾年,竟然越發自以為想清楚了。

  倭人如此自大,有僭越之心,有自居正統之意,若不懲戒,大為不妥。

  這和朝鮮不一樣,雖然朝鮮一直尊明,但因為有萬歷援朝的事,所以這里面還涉及到一個傳統道德,大順也是默許的——只要別在朝貢的時候還尊明為正統,你們暗戳戳地搞,大順不管不問,存國之恩嘛,可以理解。

  但日本這邊就完全不一樣,朝鮮再自大,也沒有說能想著“我亦正統,可取而代之“。

  史世用的態度,劉鈺很是喜歡,這正是劉鈺想要的東西。

  他不在意史世用在日本搜集到的軍備之類的情報,高級的接觸不到、低級的毫無意義。

  他在意的,反而是史世用收集到的這些關于正統和僭越的內容。

  若想攻打日本,固然劉鈺的想法是摟錢,但朝廷講究個名正言順,他說要摟錢,肯定不行。

  可這件事,再加上讓琉球兩面朝貢的事,就足以引發一場大動蕩了。

  口實已有,就等一個機會引爆。

  “平成兄,是不是心中頗不痛快?只是有些話,還請平成兄萬萬記住。”

  “請講。”

  “不可犯險。平成兄是陛下身邊的人,有些話,我說,未必有平成兄說有用。再過幾年,平成兄可找機會回國,在此之前,一定一定要愛惜己身。”

  史世用點頭道:“這你放心,我來做什么,心中有數。輕重緩解,這個還分得清的。如守常兄之前告誡的,我不問只看,默默記在心里。倭人欲學騎射,我便教授,也不藏私。陛下既信任守常兄,我自然是奉命而行,心中也自信騎射已然落伍。不過,在江戶數年,倒是聽聞八十年前,倭人也學過西洋軍陣?”

  “還有一本瑞典人所著的《攻城法·阿蘭陀由里安牟相傳》,我也叫人幫忙譯讀了一下,其中手段,便與守常兄在北邊用的相差太遠了。且不說八十年不曾長進,便說這本兵書上的內容,依我看倭人也難復用。”

  劉鈺心道,你說你來做什么心里有數,我看你是一點沒數。

  “平成兄,關于倭人軍備的事,真的不必在意。倭人軍備大致如何,我心里有數。世上豈有百年不戰且可用之兵?其軍備松弛,不言而喻。平成兄還是多在意一些他們對國朝的態度,此為大略。日后待你歸國,由你陳于陛下。”

  既然皇帝說讓史世用聽劉鈺的安排,劉鈺又這樣囑咐,他也爽快地答應下來。

  “是,這個我記下了。守常兄此番前來,還是要小心為上。既已出鎮一方,想來瞞是瞞不住的。那些海商什么都說,守常兄又搶了他們的貿易信牌,他們豈能不在意?”

  劉鈺大笑道:“瞞?我就根本沒想著瞞。平成兄也不想想,第一次貿易我就能運來你這等高手武人,以及沒有去勢的戰馬,倭人就算再傻,也應知道我的身份沒那么簡單。”

  如史世用所猜測。

  德川吉宗對于劉鈺的身份很感興趣,后續長崎送來的唐人風說書中,那些江浙、福建的商人,用多方渠道打聽到了劉鈺的身份。

  雖不明確,但也知道其似乎是家族顯赫。只是商人畢竟身份低微,對于京城的事不可能知道太多。

  作為一個旁支繼承了將軍之位,見識過底層疾苦,德川吉宗算得上是一個改革者。

  只是所謂改革,也不過是為了穩固幕府的統治。

  文化上推行朱子理學,經濟上也進行了許多維持統治的改革,他本人也喜歡學習西洋學問,尤其是數學和天文。

  這些年米價的問題,一直困擾著他。直到前些日子,長崎奉行送來了一本小冊子。

  里面大約介紹了一些貨幣的意義,寫的很淺,但在這個時代,已然是足夠驚為天人。

  德川吉宗沒有懷疑過劉鈺是大順派出的間諜,因為一個間諜不可能真的帶來戰馬、醫生、兵書,甚至關于米價改革的小冊子。

  唯獨懷疑的就是劉鈺的目的到底是要干什么。

  這本關于貨幣改革的小冊子送來之后,德川吉宗花了五天的時間仔細讀完,并和身邊的心腹人分享討論了一番,都覺得頗有道理。

  最關鍵的,這本小冊子為幕府的改革提供了一個“仁義”的根據。

  改鑄錢幣,而且是減少成色,肯定會被人認為是“鑄幣得利”、“巧取豪奪”。

  然而這本小冊子卻給了一個正當的理由:米價之所以如此低賤,是因為貨幣總量太少,使得人們不愿意把貨幣買米,而是愿意保留貨幣等待升值。流通到市場的錢少了,米價就會低;想要提高米價,就要多鑄貨幣。金幣銀幣成色降低,銅幣如果不夠,可以鑄造鐵幣代替。

  這不是巧取豪奪,而是自有道理在其中。

  幾個近臣心腹看后,都覺得頗有道理,也都贊賞此人是有才能的,這等說法不但大有道理,而且叫人茅塞頓開。

  但就其見識,足見這人的身份大不相同。

  商人非是一定沒有才能,但受制于眼界,很難有能站在一國的高度就思考問題的……當然不是沒有,只是東亞士農工商的特殊情況,他們把這邊的特情當成了常態而已。

  單就此事,他們覺得這個劉鈺的身份必然高貴,至少是一個自小能接觸到國政的。按照日本這種王侯將相的確有種的社會,這么想也確實沒錯。

  德川吉宗也越發疑惑,縱然知道這個劉鈺在中國有很強的背景,卻想不通劉鈺到底要干什么?

  是中國方面不好意思說重結于好,所以派了一個人以商業為手段進行探路?

  若是這樣,也不是不可以進行一番接觸。若是能恢復曾經的勘合貿易,亦非不可,但前提是大順不能以讓日本朝貢的名義,得承認日本的大君體制。

  還是說,這個人有其余的目的?

  亦或是,其家族想要積蓄實力,圖謀不軌?

  若是這樣,也可以多加了解,若是大陸有亂,對日本也是有好處的。

  帶著這種好奇,德川吉宗特許召見了劉鈺,按照荷蘭商館參覲的規格。

  隔著竹簾,德川吉宗打量著在外面的劉鈺,很年輕,年輕的不像話。

  約莫二十出頭,穿一件很普通的青衫,臉上一股子年輕人的傲氣,監視者回報的三天前對著大象說“衛懿公好鶴”的形象漸漸豐滿起來。

  德川吉宗沒有讓翻譯去詢問,而是手書了一番話,叫人傳給劉鈺。

  他會寫漢字,也通一些四書五經,但是不會說中國話。

  寫著字的紙張到了劉鈺手里,字寫得還不錯,劉鈺看了看,發現這個問題問的真的是有些深度。

  “既為唐臣,則知士農工商貴賤之別。既為士,何以自賤?”

  劉鈺提起筆,就在紙上回了一個字。

  “錢”。

  紙被遞過去,德川吉宗搖搖頭,并不認可這個答案,或者說對這個答案很不滿意。

  他知道錢很有用,但是總覺得一個出身高貴的人,如此愛錢,實在是有些說不通。

  大順的體制,他多少知道,明白不是分封制。

  官員有俸祿,俸祿不是很高,至少從收集到的明朝的典章制度來看,俸祿實在是不行。

  他本是個很節儉的人,一日兩餐,只吃米飯和青菜,力求讓天下大名都像他一樣節儉。

  雖不至于像隔壁朝鮮那樣,認為錢是萬物之源,以至廢錢,可德川吉宗對于錢的態度可著實不怎么好。

  真是為了錢,就敢送武人、賣戰馬?

  德川吉宗很是懷疑。

  叛徒在哪里都被人瞧不起。

  雖然說幕府很樂于從劉鈺這里搞到戰馬、情報等違禁品,但終究這有些叛徒的意思,用的時候可以用,但在心里……

  尤其是看到劉鈺回了一個簡單直白的“錢”之后,德川吉宗心中有些鄙夷。

  然而鄙夷之后,心中仔細思索了一番,又覺得不太對勁。

  這個答案太簡單了,也太過寬泛。去長崎貿易,肯定是為了錢,但要錢做什么?

  是家族準備謀反?

  還是說為了其余的某種目的?

  錢只是錢,得到錢用來干什么,才是真正的目的。

  這一點德川吉宗認為自己還分得清,可又不好直接問劉鈺要錢做什么。

  想了一番,就在紙上又寫了一句充滿嘲諷和揶揄的話。

  “商人重利而無義,是故士農工商,商人最賤。由汝觀之,可知其中之意。汝為唐臣,俸祿不足乎?”

  劉鈺也不廢話,想了想以前背過的課文,直接默寫了一篇古文。

  ……齊王謂孟嘗君曰:“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”。孟嘗君就國于薛。未至百里,民扶老攜幼,迎君道中。孟嘗君顧謂馮諼曰:“先生所為文市義者,乃今日見之。”馮諼曰:“狡兔有三窟,僅得免其死耳。今君有一窟,未得高枕而臥也。請為君復鑿二窟”……

  馮諼之三窟者,一為薛地市義;二為游說梁魏以期梁魏知其賢而聘之;三為愿請先王之祭器,立宗廟于薛。

  今,天朝不復封建,吾無有薛地市義之舉,此窟休矣。

  今,普天之下莫非王土、率土之濱莫非王臣,游說梁魏而天下知其賢之窟,亦休矣。

  今,天子李氏,吾為劉氏,先王之祭本無資格,此窟亦休矣。

  伴君,若如伴虎,故而先思退路。

  錢,可用于天朝,可用于日本,亦可用于荷蘭等歐羅巴國,此為真窟也。吾不需三窟,僅此一窟,足以。

  急流勇退謂之知機,烈火烹油,鮮花似錦,轉眼大廈傾。

  陋室空堂,當年笏滿床;衰草枯楊,曾為歌舞場。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,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。因嫌紗帽小,致使鎖枷扛,昨憐破襖寒,今嫌紫蟒長。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……

  紙被傳過去,德川吉宗看完之后,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  狡兔三窟的故事,他當然聽得懂,荻生總七郎都能編纂《七經孟子》這樣的書,這樣的故事當然講過。

  后面這番陋室空堂的機鋒,倒也有趣,小小年紀,竟有這等避世之意,當真有些意思。

  再看前面的內容,似乎也大有道理。

  現在天朝不是封建了,自己也沒有薛地這樣的封地,所以市恩買義這樣的事,不存在。

  而齊國不留爺,爺去投魏國這一窟,也沒了。最后那一窟,自己又不是宗室的人,更是天然沒有。

  但是,錢是好東西啊。有錢,在天朝是大爺,在日本也是大爺,跑到歐羅巴還是大爺。

  只要有錢,什么狡兔三窟,根本沒必要,只要有一個窟就夠了。

  這個道理,倒是說得清晰脫俗,簡直是叛國言論的一股清流。

  德川吉宗考慮了半天,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了。

  若說才能,眼前這個人無疑是有才能的,單單是那個關于貨幣改革的小冊子,正是幕府這時候急需的人才。

  身邊主持改革的親信們,對于貨幣政策這樣的東西,略有所知,但卻沒有這么深刻的認識。

  此人的小冊子,已經是“道”的范疇,而非“術”的范疇,德川吉宗還是明白其中區別的。

  而且之前的唐風說書里,長崎奉行詢問了那些水手,也說此人沒有走正常的航線,而是靠導航技術直接航行到日本的,證明此人的實學水平也是足夠的。

  這樣想著,德川吉宗提起筆,就想回一句。

  他想說,大順不是封建制,但是日本是,你可以嘗試在這里留一窟。

  二來,大順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,但這天下卻不包括日本,你去朝鮮、越南或許不行,但有朝一日跑來日本是無問題的。

  然而,筆剛提起,又想到劉鈺說的“錢”字,終于還是放下了筆。

  這是個人才,但卻沒有忠義之心。

  才能重要,還是忠義重要?

  這不言而喻,自然是忠義重要。況且,大順天子給的已經夠多了,這人依舊覺得“伴君如虎”,自己又憑什么讓這個人效忠呢?

  猶豫了一瞬,提筆在紙上寫道:聞汝往長崎,運糧米數船,豈非惻隱之心乎?

  劉鈺毫不做作,直接回道:非是惻隱之心,不過想著日本大饑,搏雪中送炭之情,多求幾張貿易信牌而已。幾船糧米,不能解困,吾有一物,可解民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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