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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零一章 羅馬和迦太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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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月2日。上海。陰。

  后天就是帆船起航的日子,今年最后一批大順的商船。

  他們搶走了我們今年的貿易額,使得我們的商船只能停泊在港口內,船上的貨物要面臨潮濕、蟲蛀、鼠咬的風險整整一年。

  令人作嘔的不正當競爭。

  可我們卻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反制,因為我們拒絕任何一艘大順的商船繞開我們公司,進入泰晤士河。

  而且,大順也沒有任何興趣從我國進口可以進口到的貨物。

  血腥公爵辱罵我,說我們這是雙重標準,他說我國根本禁止大順的貨船進入才是不正當競爭。

  顯然,他不懂不正當競爭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
  我們不允許大順的貨船進入,是因為我們有國會授權的壟斷權、有航海條例。我們是合法的不允許他們進入。

  而大順扣押我們的貨船,是不合法的,因為他們允許我們貿易。

  而且沒有證據表明是公司這個主體法人從事了對大順的鴉片貿易。我們是分包給散商的。

  按照法律,大順只能制裁那些散商,沒有理由制裁公司。

  顯然,這個野蠻的國度缺乏最基本的法律常識。

  可惜,我和他們講不了道理,他們也野蠻地依靠武力,根本不講道理。

  窗外,那些渴望著今年發財的中國商人和投資者,敲鑼打鼓地進行著祈福,祭祀他們的奇怪海神。

  鞭炮聲持續不斷。

  我的心情非常不好。雖然早已經知道了這種可能,但當季風期馬上結束、確定了一切結果之后,即便提前預想到了這種可能,仍舊在事情最終落幕的時候感到了無比的郁悶。

  荷蘭退出了戰爭,普魯士也退出了戰爭。顯然,戰爭即將結束,今年將是戰爭之后的第一年。

  可以想象,他們船上的貨物,會獲得令人嫉妒的利潤。

  歐洲市場的香料,依舊還是被壟斷的。只是從荷蘭人,變為了中國人。

  那位整天高呼自由貿易的邪惡公爵,對此事緘口不言。真正的自由貿易,應該是允許各國的商船,隨意地在東南亞采購香料。而不是像現在這樣,任何私自采購香料運出馬六甲以西的行為,都會被抓捕判刑。

  這讓他對我們的斥責,變得如此蒼白無力。

  任何一個有道德的人,或者自詡為有道德的人,面對這種情況,都應該放開東南亞的香料壟斷,允許各國商船自由地采購香料。

  然后,再來質問我們,為什么不能放開關稅貿易、為什么不允許大順在倫敦開商館。

  可他沒有。

  呵,政客的丑陋嘴臉。

  2月3日。上海。晴。

  最終,我還是決定將我對公司未來的一些機密的建議,寫了幾封信,寄送給不同的、我認為可能被選為董事會成員的人。

  并懇請他們,以紳士的榮譽保證,不論如何,在不成為董事會成員之前,不能將里面的機密內容公開。

  否則,這將嚴重損害股東和公司的利益。

  我們這邊派了七個人返回,三個人前往印度,四個人回倫敦。他們將會如實地描述這里發生的一切。

  我慎重地告訴他們,不要激起任何的輿論情緒。任何的輿論情緒,對公司都是不利的。

  如果,不能開戰并且獲勝,那么輿論情緒最終的結果,就是被一些骯臟的政客利用,來擴大民間的影響力,從而獲得上議院的影響力。

  對公司,毫無好處。

  最終,只會演變為對公司壟斷權和貿易品關稅問題的爭執,而這些東西恰恰是應該極力避免的。

  公司在取得印度方面的絕對優勢之前,都應該拒絕引發任何關于對華貿易問題的議會辯論。

  只有公司取得了足夠的勝利、獲得更多的財富、讓更多的人因為公司發財,公司才能開始在議會主動挑起議題。

  現在,公司面臨極大的困境,需要盡可能避免事情被討論。

  我給公司董事會的建議,就是公司在政治上,應該提前布局,提前效忠。

  至少,要私下里接觸威爾士親王,并且提前和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小愛國者們搞好關系。

  那些小愛國者們非常聰明,他們知道即便國王殿下與威爾士親王如何的不合,最終成為國王的終究還是威爾士親王。

  提前和這位親王交好,意味著將來政治上的一帆風順。

  我們的國王已經快要65歲了,即便身體很好,終究要蒙主的召喚。即便現在威爾士親王非常不受國王殿下的喜愛,但沒有人能撼動他的順位。

我們的王儲殿下經常在公開場合宣稱:我的父親是一個頑固、放縱、吝嗇而嚴峻的軍紀官,又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昏君  可以預見,一旦威爾士親王登基,很多現任的內閣大臣都要被撤換。

  并且一定會嚴厲批判他父親的外交政策,以此劃清與父親的界限。

  這正是公司需要注意的地方。

  一位是四十歲、正值壯年的王子、第一順位繼承人;一位是年近七旬的國王。

  沒有理由懷疑,我們的國王一定會走在王子的前面。

  而且,我們都知道,威爾士親王竟然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。

  只他可以說英語一點,就使他的地位無可撼動。

  當然,我必須提醒公司董事會的最為重要的一點,就是一定要轉變思路。

  當公司真的準備將印度的土地稅作為利潤增長點時,就必須要考慮到,實際上,我們和國內圈地貴族的矛盾,實際上是可以化解的。因此我們才可以轉而支持威爾士親王,以及圍繞在他身邊的那些貴族們。

  如果不能理解公司模式的轉變、不能考慮到公司財政報表中的利潤構成比例即將發生改變,就不能夠及時地轉變思路,從而為公司帶來巨大的隱患。

  一旦我們將土地稅作為重要的利潤收入,意味著我們不再需要進口大量的棉布在國內銷售——棉布問題,是我們和那些圈地貴族以及紡織業主之間的最大問題。

  公司要學習的對象,不再是荷蘭東印度公司,而是大順——建立完善的文官體系、稅收體系、稅制體系。

  通過學習他們的科舉制度,選拔公司內部自己的文官體系,并且使他們成為合格的地方官,完成和大順地方官一樣的最重要的任務,征稅。

  公司的這種轉變,董事會應該了解、并且要比其余股東更先明白這種轉變帶來的變化。

  這意味著,我們和圈地貴族實際上站在了一起。

  他們投資,我們分與利潤,同時我們不在執著地追求棉布進口貿易,這將極大地緩和我們與國內敵人之間的對立。

  同時,也意味著,我們的敵人,將從圈地貴族轉為議會的那些人。那些所謂要以國家利益為主導的人。

  他們可能加強希望議會拿到監管權,影響公司、控制公司。

  他們很可能以國家利益為借口,不準我們在印度竭澤而漁地收稅,而是試圖將印度打造為符合國內那些工業主們想要的印度。

  嚴重地壓榨,將損害他們的訴求。

  但不嚴重地壓榨,將影響我們的利潤。

  對國內的那些工業主們而言,他們希望我們控制下的印度的農民,手里有錢去買他們的商品。

  但對我們而言,我們希望控制下的印度的農民,手里有錢交稅。

  要知道,收稅是利潤率最高的商業模式。沒有之一,因為一旦建立了統治,就幾乎是零成本。

  如果他們手里還有錢買東西,只能證明一件事:

  我們的利潤率,還有提升的空間。

  如果有錢買他們的呢絨,為什么不把這些錢直接交稅呢?

  公司必須明白公司的這種變化,才能夠明白我們現在轉變在議會游說和支持人選的重要性。

  一旦公司確定了印度土地稅計劃,就不要再在棉布等進口禁令問題上繼續鼓吹和花錢了。那只會制造敵人,并且絕對不會成功。

  同時,我們應該注意到,圍繞在威爾士親王身邊的那些人,其政治理念,也是對轉型后的公司非常有利的。

  威爾士親王身邊聚集的,都是對現任黨魁不滿的、準備推翻現任內閣的、或者對國王不滿的人。

  他們自稱為愛國者。

  他們的精神領袖,是博林布魯克子爵。

  他為這些自稱的“愛國者”們,撰寫了綱領性文件《愛國者們應有的君主觀》。

  他是個支持君主制的人,并且認為兩黨的黨爭政治,是現代墮落的根源。議會淪為了“敲雞蛋是從小頭敲、還是從大頭敲”的為了反對而反對的無趣之地。

  應該組建一個以國王為中心的、沒有黨派之爭的政治模式。

  君主作為萬民之父,應該超越黨群之上。

  萬民之父,應該在道德的榜樣出現,引領各個階層走出腐化墮落的泥沼。

  我們可以預想,支持這些想法的,都會是什么人。也可以預想,一旦被愛國者們包圍的威爾士親王登基,內閣的政策會變成什么樣。

  但這對我們,未必是一件壞事。

  因為愛國者們,是“藍水政策”的堅決擁護者。而我們,是“藍水政策”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

  英國的基石是商業。或者說,貴族們地租的基礎,是商業。沒有商業,就不會有圈地養羊,也就不會有高額的地租。

  所以,英國的一切政策,都應該圍繞著“保護商業”,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——比如擴大陸軍、參與歐洲的戰爭泥潭——而是不斷地裁撤陸軍,維系更多的海軍。

  如果說,之前我們的棉布進口,導致了我們和愛國者們的關系緊張。那么,公司如果轉型成功,我們和他們完全可以和解。

  只要不動羊毛和呢絨,我們的關系就會非常好。故而,我們提前投資、支持威爾士親王和他身邊的愛國者們,是有極大好處的。

  藍水政策的精髓,就是土地——羊毛——呢絨——商業——投資——殖民。

  這是我國貴族和別國最大的不同,他們的地租收入,和商業息息相關。

  而藍水政策的國家外交政策,則是預防任何形式的世界性君主的產生。任何試圖某種形式上做世界性君主的國家,都將是英國的敵人。

  英國不需要任何一種形式復活的羅馬,英國需要一個破碎的世界。

  在這之前,這種政策的最大敵人,就是法國。

按照子爵的論述,現在的世界,是兩種文明中心的戰爭。是世界性君主的擴張模式,和商業中心下的擴張模式的,兩種文明之間的戰爭  英國應該增進自己的海洋力量,并在關鍵的時刻釋放出來。比如對世界的力量格局有重大影響的大事發生時,英國就該站出來,使用最強大的海洋力量。

這樣,英國就能成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;自由的衛士;平衡的維護者這兩種文明的斗爭,就是要防止法國成為世界性的君主,成為新時代的羅馬英國需要一個破碎的世界,并阻止任何試圖整合世界的力量  這些文章,是在大順下南洋之前、大順參與了俄國政變之前寫的。

  現在,我們必須要清醒地認識到,世界性的君主,未必只有法國人才有潛力。如果整個世界是很久前的歐洲,中國才是那個最有可能成為羅馬的世界性君主。

  他們的擴張模式,尤其是下南洋、伐日本,也是標準的世界性君主的擴張模式。

  但同時還要注意到,大順在荷蘭、瑞典、俄國事務上的干涉,卻又擠占了我們的位置:他們在成為世界性君主的同時,還有余力去成為世界分歧的仲裁人、平衡的維護者。

  當我們把目光從歐洲投向世界;當大順開始干涉歐洲,我們就應該認識到,誰才是那個羅馬。

  這就使得我們一旦擺脫了對華貿易利潤的依賴,就可以以此說服深受其理論影響的威爾士親王殿下時代的議會,支持我們在印度的擴張。

  我們在印度的擴張,就不僅是單純的為了公司的利潤了,而是可以蒙上一層神圣的、保衛英國傳統的世界均衡的光環。

  而不是將有限的精力,陷入到歐洲的泥潭。

  也可以使得公司將來可以獲得更多的海軍的支持。

  畢竟,我們的國王殿下更愛他的漢諾威,甚至反對藍水政策。

  無論從什么角度,公司在確定轉型之后,轉而支持愛國者和威爾士親王,都是絕對有利的,也將為公司贏的一個更美好的未來。

  實際上,我所建議的一切,其根源就在于一個詞。

  公司的轉型,轉型,是個非常沉重的字眼。

  政策的轉變,轉變,就不得不考慮已經在荷蘭、瑞典、俄國、法國頻頻調停擴大影響力的大順,不再是一個東方故事的背景,而是從睡眠中醒來了。

  如果董事長不明白“變”,繼續去爭取毫無意義的棉布問題,不去理解公司的利潤構成即將發生巨大的變化,那么公司被議會控制,將是可以預見的。

  如果內閣和國王不明白“變”,繼續把目光盯著最有可能成為羅馬的法國,卻忽視了那個論人口和面積已經羅馬的帝國,那么就會喪失“商業中心論”這個唯一能夠與“世界君主論”相抗衡的武器。

  窮則變。

  變則通。

  通則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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