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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五一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(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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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劉鈺琢磨著怎么搞釣魚,來辦一場類似于前朝“空印案”的震驚全國的大案。

  京城里,皇帝的面前也掛著巨幅的黃淮流域圖。

  只是,皇帝手里捧著在看的東西,卻似乎和淮河、運河等問題無關。他在看劉鈺的一篇關于貿易的奏疏。

  《英夷茶稅論》

  只是皇帝每看一陣,就停下來,目光掃向掛著的黃淮地圖,眼睛往海州、揚州等地方瞟。

  那是大順的兩大鹽場。

  一個在黃河以北,一個在黃河以南。

  奏疏上,劉鈺介紹了一下英國茶稅導致走私茶泛濫、走私犯又導致合法茶滯銷,合法茶滯銷又促進走私茶泛濫等等事情。

  這些事,皇帝和大順的任何一個大臣都能看懂,因為大順也面臨一個類似的東西。

  道理都是這么個道理——稅高,私貨多,私貨多,官貨賣不動,官貨賣不動,私貨更多……和茶一樣。

  這一次廢漕改海,清理淮河,漕米南移,都是些大規模的改革,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蘇,這里是這幾大改革影響最大的地方。

  看似好像和鹽沒有啥關系。

  實則關系巨大。

  因為廢漕改海,意味著鹽的運輸線路也要改變了。

  之前往南北運鹽,都是要等漕米船經過運河之后再運,走的也是運河。

  為了方便檢查、緝私、防止夾帶等等,也要專門設置檢查的地方,硬性規定線路,影響規定必須要打捆集中運輸方便查驗。

  現在要廢漕改海,不只是百萬漕工的問題,還有鹽轉運問題。

  鹽要改變轉運模式,運河走不了了……今年還能走、明年還能走,但只要廢掉漕運,就憑黃河攜帶的泥沙,最多三五年,運河就徹底淤死了。

  運輸,不是問題。

  從來都不是問題,包括漕米。

  運輸之外的問題,才是問題。

  比如漕米,要考慮沒有海軍情況下的海盜風險、考慮西洋人直接突襲長江口截斷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。反倒是運輸的安全性,是最低的優先級考慮。

  鹽也一樣。

  運輸不是問題,運河就算沒了,運輸也不是問題。

  問題是在現有政策下,與運輸配套的緝私、檢查機構,才是大問題。

  大順朝廷里都是些頂尖人才,科舉那可真是千軍萬馬殺出來的。能考科舉當狀元的,你讓他們自小學算數幾何物理化學,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。

  主要是學的那些玩意兒不行。

  但真正為官的時候,學的那些玩意兒基本用不上,還是要靠實踐積累。他們是聰明人,自然想過許多種改革措施,尤其是鹽政的改革。

  但之前都不能用,不敢用。

  因為朝廷的首要選擇,是穩定。

  比如大順的廢漕改海,劉鈺當初打定的主意,就是等著黃河決口,淤死運河,不得不走海路。只不過皇帝看到大順下南洋之后,看到海軍已經有保證之后,主動嘗試了改革而已。

  這屬于意外的果決,在劉鈺計劃之外的意外之喜,本以為要等黃河決口呢。

  現如今,鹽暫時還沒出大問題。

  皇帝卻在看劉鈺的英夷茶稅論,眼睛不斷往地圖上海州、揚州的方向瞟……

  似乎,有那么點“一個羊是趕、倆羊也是放”的意思,反正廢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動,不如一塊都改了得了。

  但究其本質,卻不是這個原因。

  鹽稅。

  對前朝大明、大順的重要性,排在首位的,不只是鹽稅本身。

  而是作為一種“緊急財政”,這才是鹽問題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。

  大明和大順不能搞國債的原因,劉鈺已經和皇帝說過無數次了,皇帝當然也羨慕英國的國債制度,但聽了劉鈺講明白簡單的利息問題后,就知道純粹扯淡,只能羨慕。

  大順的稅收延續明制,窮的叮當響,一年收那幾個子兒,一旦打仗、大災,頃刻間國庫見底。

  這時候怎么辦?

  鹽商作為“緊急財政”的重要性,就凸顯出來了。

  鹽商“捐獻報效”,就是大順的“國債”。

  揚州,就是大順的“SquareMile”。

  鹽引,就是大順的“緊急國債”。

  這是比平穩稅收更重要的東西。

  英國政府為什么能讓東印度公司買緊急國債?因為壟斷權,奧王繼承之戰開打前的600萬兩白銀的緊急國債,是用二十年壟斷權換的。

  大順為什么能讓鹽商“捐獻報效”?因為壟斷權,皇帝去江南轉了一圈要修淮河,三百萬兩白銀的報效,就是用鹽政壟斷換的——想干?捐錢。不捐錢?滾。

  而且,大順在鹽政問題上一直維系這種政策,還有個重大的歷史因素。

  理論上,朝廷缺錢了,也可以加稅。

  但大順有明末PTSD,所以對理論上百姓負擔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“遼餉”、“練餉”、“剿餉”可謂是“記憶猶新”。

  太明白這種加稅,一旦弄下去會變成什么樣了。

  英國可以收窗戶稅,大順要是收窗戶稅能直接收出來一波大起義,上面收200萬兩,下面敢收出來2000萬兩。

  所以,這種理論上的事,大順不敢用。

  既如此,加稅不行、國債不能,那就只能保持鹽政不變。

  然而,伴隨著松江府的商業崛起,皇帝的養豬政策,以及巨額的海外貿易,讓皇帝看到了一個新的、可替代的“緊急財政”來源。

  這里面,就有一個“鹽政改革”一直沒有實行的重要因素:

  大臣們提出的鹽政改革方案,所有方案,都能保證一件事:鹽稅不會比之前少。

  但所有方案,都沒解決一個問題:一旦發生緊急情況,改鹽引為鹽票,不再壟斷,那么緊急財政需求誰來出?

  看似鹽商每年報效的也不是很多,平均下來,一年一二百萬?

  但關鍵就在于這個“緊急”、“平均”的區別。

  今年無災、不打仗,也用不著鹽商報效,財政基本不缺錢。

  一旦今年大災,打仗,才需要報效捐獻。

  崇禎十三年的500萬兩白銀,及得上每年多收50萬收275年。

  大臣們給出的方案都很好,也完美論證了各種好處,唯獨就沒說緊急財政的情況。

  現在,劉鈺把這個問題給悄么聲地解決了。

  海軍一興,解決了漕運的根本問題,海運難度從來不是問題,蒙元就能玩明白的東西;海上襲擊風險和被切斷南北聯系導致財政崩盤中央集權崩潰,才是大問題。

  外貿一興,解決了鹽政的根本問題,鹽稅從來不是問題,所有改革沒有說廢除鹽稅的,都在保證鹽稅不會少;緊急財政需求下的籌款,才是大問題。

  外貿海商“當豬”圈在松江府。

  他們可未必比鹽商“窮”。

  除了松江府豬圈里的豬外,還有前一陣齊國公從荷蘭帶回來的700萬兩白銀。

  大順……借的起國債了!

  劉鈺明確告訴皇帝,這借來的錢,根本不用還本金。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,只要那是支付利息,下回都能降到5的利息。

  應該說,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內,歐洲的貸款利息,也就基本保持在5上下的水平了。

  這也得感謝20年的那場波及整個西歐、連續爆炸了兩個泡沫經濟危機。

  雖然說,像郁金香泡沫一樣,經濟上的泡沫和炒作沒啥太久的記性,但這時候“井繩”個三五十年還是不成問題的。

  因著這兩場泡沫爆炸帶來的影響,應該說,三五十年之內,還沒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樣的投資,能夠吸引和容納足夠的資本。

  大順這邊只要能保證5到7的年息,貸款是絕無問題的。

  而且憑借大順的體量這么大,借國債最怕的打敗仗還不起錢,只要體量夠大,只要還是那個歐洲所認為的“超越了理想國、烏托邦、大洋城”的完美的、道德哲人王所統治的國度,借錢是一點問題都沒有的。

  再者,大順不但借的起國債了,而且劉鈺還在松江府搞了銀行,或者叫“錢莊”,將外貿白銀強制性地儲存起來。雖然保證1:1的發行,隨時可以兌換。

  但是,這玩意兒,平時用不著,一旦需要的時候,真到需要“問親戚國丈大臣借幾百萬兩不然要亡國”的時候,管他呢?

  直接先把白銀挪用,只要松江府那兩萬駐軍還在,難不成號稱“固若金湯”的銀行金庫真的就固若金湯?

  除了上訴這些因素外,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,就是大順實行的深入加強版的一條鞭法改革。

  雖然一條鞭暫時還只是在蘇南地區實行,但在別的地方,作為前序的人頭稅改革也已經拉開了帷幕。

  幾乎算是說,一夜之間,大順蹦出來了許多人口。

  很多根本不是生出來的,而是之前人頭稅存在的緣故,用各種手段隱匿了。

  這也導致大順的人口統計數據迅速更新,而人口統計數據,又是和鹽引數量息息相關的。

  鹽,不是地瓜、土豆、小麥、大米。只統計小麥大米產量,要考慮吃地瓜吃土豆的人。

  賣大米不會認為人口激增就增加,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,吃點地瓜啥的混著活下來就是了。

  可鹽不一樣。

  吃地瓜、吃大米、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勛貴皇帝,都得吃鹽。

  氯化鈉面前,人人平等。

  人口一多,這鹽引的數額也得變。

  再配上本身廢漕改海導致的巡查緝私的路線都要變動。

  雖說一個羊是趕兩個羊也是放,只是鹽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,但這兩個次要原因湊在一起,也正好推進了這一次皇帝對鹽政改革的決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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