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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六二章 分歧(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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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不只是大政策方向的激進、保守的問題。

  而是工商業,尤其是商業發展的一些“雙刃劍”問題。

  大順的統而不治的行政能力、幾乎空缺的基層控制能力,商人們,那真的是能玩出花來的。

  除了商人,還有本地勢力。

  比如湖北的糧食運輸業。

米船船戶泊于碼頭,后半夜便有當地水排,來此竊米。沿途賤賣獲利。所缺數額,則以砂石填補,美其名曰——翻倉  又比如:

武昌羅家墩,有當地游民數千人,專做‘砂石’生意。以大篩過砂石,大而扁者,則摻蠶豆;小而圓者,則摻綠豆;白石砂者,摻米;黃石砂者,摻芝麻骨子。皆與‘翻倉’者交易  再如:

  糧行居間,使買者、賣者不能相見,彼則從中壟斷,又多壓價收糧——米谷商販,迫于船雜久載,若是堆棧又要棧租,甚至若不賣則往往會有‘失火’之虞,不得不低價售。而糧行低買高賣、又以焚船威脅……

  再再比如:

  往南洋日本等國出口芝麻之松蘇大商,與楚地商行分而治之。如湖北之芝麻,除了出口外,本地亦需。各商行亦多行類‘期貨’之法。而松蘇大商則與甲商行約定高價收購甲之芝麻,又告知甲商行不要與乙商行說;復又與乙商行密談,告知不要與甲商行說……以致楚地商行各自以為大賺,紛紛將原本定給其余人的芝麻都賣給了松蘇大商,以為自己所缺之額,甲以為可以從乙那里收、乙以為可以從甲這里收……最終交割時候,無貨可交,不得不借貸于松蘇大商,而致使兩年之內,松蘇大商盡控楚地之芝麻大宗定價權。

  總的來說,就是,你想要商業,那你就會得到商業的一切。

  欺騙、欺詐、貸款逼債、期貨買賣、囤貨居奇、期貨交割……這些東西,先發地區玩了幾十年了,跑到湖北,遇到湖北本地的商賈,簡直就像是騙傻子一樣。

  而在鄉間,商業帶來的問題,更加的操蛋。

  小農無論是種糧食,還是種棉花,都需要把這些東西賣出去。

  賣出去,才能交稅、交租、買鹽、還債等等。

  后世可以說“你覺得現在便宜,那你就過一陣賣唄”。

  但現在,這就是句屁話。

  還沒等糧食入倉的,收債的、收租的、收稅的,就像是蒼蠅見了血一樣飛來。

  都有能力把東西貯存幾個月的經濟能力,怎么可能欠債、欠錢、沒錢交租交稅呢?

  而需要還債、還錢、交租、交稅的,又怎么可能把這些農產品貯存幾個月再賣?

  商人、士紳、轉型為商業經營的士紳,那真是玩出了諸多花活。

  甚至于,一些士紳驕傲地酒后放話:“我只要把這批糧食壓在家里三個月再賣,我就能賺一半的本錢”。

  至于本地的“人均糧食擁有量”問題,關我屁事?沿江賣走,別的縣、亦或省城的價格高,我就賣省城去唄。市場經濟嘛,反正拿到手的白銀,能在西域花、能在東北花、能在西南花、能在松蘇花、甚至到印度去花也沒問題。

  本來糧食問題就嚴重。

  嚴重的糧食問題,又迫使當地人圍湖造田,使得生態崩潰加速,水旱問題更加頻繁。

  商業深入,伴隨著川鹽入楚、對外貿易所需之茶芝麻生絲、對四川賣棉布因為四川不適合種棉花等因素,又使得經濟作物的面積不斷增加,這又更加加劇了糧食問題。

  還是那句話。

  大順有沒有糧食?

  甚至于,南洋、蝦夷、東北、扶桑等地的糧食,都吃不完。

  但是,湖北缺不缺糧食?

  就算商人不操控,實際上,此時的湖北,也距離人均每年450斤的糧食消耗,有一定差距——你說這算下來,一個人一天要吃一斤多糧食,有這么多嗎?而事實上,肚子里沒有油水、缺乏糖類、缺乏脂肪、缺乏肉類,對這些勞動人口而言,一斤多糧食,壓根沒有什么飽腹感。

  而現在,商業這口“雙刃劍”,在湖北的表現,可謂是把為什么要“重農輕商”的那一面,不斷地展示出來,上面還在不斷滴血。

  要不要對商業、投機等進行限制?

  不限制,或者說想限制、但又沒那本事,結果就是松蘇大商憑借雄厚資本,兩年時間干死了湖北的本地商行,控制了芝麻的定價權。這還只是稍微玩了玩一丁點期貨操作。

  限制……

  限制,只靠行政命令,就會玩出來太子那樣的大活兒,整出個“米禁”令,鬧得沸沸揚揚,全天下都在看笑話。

  限制,不是不能靠行政手段,而是大順的行政效率、組織能力,根本沒這個能力、沒這個本事。

  劉玉之前搞鹽政改革、重分鹽區,干死那些大鹽商。

  固然靠了行政手段。

  但更關鍵的,是他搞了大型曬鹽場,最終目的就是干死從萬歷四十五年開始盤踞鹽業的大鹽商,要搞“官運商銷”,消滅生產和囤積的商業壟斷,而扶植那些走街串巷最后一里路的中小商人。

  他靠的,是手里依靠大型曬鹽場和蒸汽提鹵的巨大生產力發展所提供的、讓當時的大商人近乎絕望的“商品”——你不是低買高賣、囤貨居奇嗎?我這邊的鹽價不斷往下降,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?你有本事,你銀子多,就把川南地下的井鹽和渤海黃海的海水,都吃下去。

  就糧食問題,大順有沒有可能搞類似的手段?

  理論上,可以。

  平糴法。

  現實里,沒戲。

  大順弄個鹽,都雞兒費勁,劉玉折騰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,準備了許久。

  就大順這行政能力,還想玩平糴法?鹽和糧食,那可不是一樣的東西的。不論是消耗量、儲存倉庫、運輸、要解決的問題,那都差了一個數量級。

  要搞平糴法,有兩個思路。

  要么,來一波大改革,解決從明中期白銀稅代替實物稅改革之后、或者說從明早期構建就有點問題的“中央”和“地方”的財政問題。

  地方取消一些白銀稅,退回去收實物稅,比如收糧食等。地方各倉,得有糧食,才能玩平糴法。

  而征收實物稅,又會帶來新問題。

  儲存成本、貪腐、倒賣、火龍燒倉……

  還有,糧食不能自己飛到倉庫里,這又繞回了漕運改革的問題:糧食不能飛到倉庫,是不是得出勞役運糧食?運白銀的運量,和運糧食的運量所需的人力,能一樣嗎?

  而出勞役,則又等同于“劫貧濟富”。

  士紳老爺出勞役嗎?

  最后出勞役的是誰?

  胥吏手里拿著勞役權,不又得來一場狂歡?讓你出勞役,你就家破人亡;你不出勞役,那就給錢。

  要么,發展生產力、尤其是發展運輸力量。

  內地沒有海運優勢,那就勐搞大基建。

  搞運河。

  搞火輪船。

  搞鐵路。

  等等。

  搞到劉玉說的“人均糧食擁有量”具有現實意義;搞到東北的糧食一個月內能出現在湖北……

  而這,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。

  比如,劉玉對海運的改革,是通過壟斷公司的商船注冊手段、以及商船履行強加義務為基礎,實質上是讓海商,均攤了大順培養水手、海軍、造船、以及緊急狀態下的物資運輸的成本。

  比如說搞對日貿易的商船。

  利潤極高,因為大順授予了他們壟斷權、日本幕府那邊也想拿到專營的關稅,所以兩邊一起緝私,保證了壟斷專營。

  所以,劉玉說,你們要履行注冊商船、戰時征用、培養水手、強制安插實習軍官、必要時必須運輸軍事物資的義務。

  這些義務,很沉重。

  歷史上,西班牙這么搞,搞崩了。

  大順則憑借的自身是商品生產國和生產力進步的實質壟斷傾銷效果,讓這些商人扛著沉重的“義務”,依舊美滋滋。

  這也是大順參與一戰的基礎。

  否則的話,跨大洋作戰的后勤補給、水手、海船等,全靠大順財政養著專業軍用運輸船,能把大順的財政直接拖死。

  而如湖北的糧食問題。

  河船和海船不一樣。

  小火輪船,就算投入實用,現在性價比最高的,也是用在長江逆流運輸上。

  大順不是統制經濟。

  甚至連大宋的重商主義水平都沒達到。

  各種商品管控的能力,也沒那么強,更沒有說啥玩意兒都官營的水準。

  既如此,怎么搞?

  想要做到隨時能以南洋等地的糧食,平抑湖北的糧價,就需要有極強的長江逆流運輸能力。

  而極強的長江逆流運輸能力,是以經濟、貿易、商業為基石的。

  鹽之類的,可以這么搞,因為運輸量不是太大。大不了養一支專門的運鹽船隊,回來的時候捎點茶葉、生絲、從鄱陽湖過來的江西瓷器,那也就夠了,足以維系運轉。

  大宗商品……

  這么大的運力,也就意味著,湖北的小農經濟,要瞬間崩盤。

  這不是說湖北一地的問題。

  而是,現在湖北的家庭手工業經濟,尤其是紡織業,是以“川鹽入楚、楚布入川”為基礎而發展起來的。

  只說紡織業,航運業,一旦小火輪發展起來,這又涉及到數以幾十萬計的船工、沿江運輸的河工等人的生計。

  而湖北雖然地處江漢平原,但小農經濟制約。論棉種改良,不如兩淮草蕩圈地后的大片棉田;論纖維長度,比如印度爪哇等地的棉花;論紗線成本,遠不如松蘇地區從印度運過來的棉紗。

  之前制約大的全國市場的問題之一,就是物流、逆流成本、運輸成本。

  包括之前歐洲,休謨說的“大海是天然關稅,否則歐洲全都是中國制造”的問題,也是一樣的。

  運輸能力一旦進步,一旦允許商業繼續發展,都能搞大規模糧食運輸了,這運力,松蘇地區憑借棉花成本、棉紗成本等,不直接一波把湖北的棉紡織沖死?

  歷史上,湖北小農經濟的崩潰,就是二鴉之后的子口稅問題。

  而同樣的,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早期貿易,也有這樣一種傾向——因為運輸成本固定,故而公司傾向于運輸高附加值的商品。棉布,優先于棉紗;棉紗,優先于原棉。

  長江航運也是一樣。

  一旦放開,松蘇等先發地區憑借海外原材料產地和海運優勢,其棉布不敢說徹底沖死湖北的紡織業,但最起碼,川鹽入楚、楚布入川的貿易格局,就會改變。

  而限制……比如說,對松蘇棉布征收子口稅、對松蘇棉紗免稅。

  這,和英國為保護蘭開夏的棉紡織業,搞《東方棉布禁止令》,但對印度原棉免稅,同時通過《曼徹斯特法桉》允許曼徹斯坦的棉布繞開《棉布禁止令》,其實也沒啥本質上的區別。

  是以,這個問題是不是無解的?

  不是。

  學英國。

  依靠強有力的國家管控手段、強勢的管控政策。

  不要上來就搞全國的統一大市場。

  一旦完成了貨幣改革、運輸業發展,直接激進到太子在湖北玩的那種激進工商業政策,搞全國的統一大市場,那就真成先發地區殖民后發地區了。

  是要出大事的。

  所以,這需要統治技巧。

  不可過于激進。

  過于激進,容易物極必反,而不是怕別的。

  理論上,可以通過對松蘇棉布征收“內部高稅”,但對海外的棉紗免稅,刺激湖北的棉紡織業,效南通故事——織而不紡,皆用成紗,本地資本原始積累,借湖南湖北四川市場,發展紡織業。

  換言之:太子在湖北玩砸了之后,大順必須要進一步、退兩步,不要再搞激進政策了,再搞幾次激進政策,真可能換來舊勢力的全面反動大反撲。

  要依靠調控政策,甚至依靠“本土通關稅”的這種奇葩的反國內大市場的政策,一點點制造“多點開花、各省皆有所發展”的局面。

  站在資產階級的角度看,本土通關稅,反動嗎?

  反動的不得了。

  資產階級的任務,就是創造一個世界市場,而創造世界市場之前要先創造國內的統一市場。

  大順卻要搞本土商品流通限制,這怎么能不反動?

  但是,站在更遠一點的地方來看,就大順這個情況,不搞“進一步、退兩步”的辦法;不搞國內通關稅,搞區域限制……

  國內的統一的大市場,資產階級可能還沒得到,湖北的紡織工、船工、本地一些讀書人,說不定就要當場念上兩句詩,就近上了大別山。

  改革是一回事。

  革命又是另一回事。

  加速主義,那又是另另另一回事。

  新時代這個胎兒,現在脆弱的很,若能改革多養一養,還是先養一養的好。

  雖然劉玉說,大順的改革,最終必然失敗;大順王朝必然要炸。

  但是,現在炸,容易炸成王莽改制的類似效果,往回退。現在,是撐一年,新時代這個小胎兒就強壯一分,將來炸的時候,新的力量就越有力量搞革命的恐怖,快速結束痛苦。

  最起碼,撐到黃河河道挖完。反正,就太子這樣的激進工商業政策,是肯定不行的,純瞎搞,刻舟求劍加邯鄲學步。而且太子意志也不堅定,更沒有失志不移的工業的目標,這回可妥妥的是從激進派,一下子縮成了保守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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